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整整十六年了，每当我翻开那两本《不尽的思念》，那篇篇用蘸满感情的笔墨写成的有血有肉但又极为平实的文章，都能使我泪雨蒙蒙，不能释卷。前些时看电影《周恩来》时，明知银幕上的总理是演员扮演的，但那熟悉的身影，他那一言一行，一伸手、一投足都使我激动不已，特别是追悼贺龙元帅的场面展现时，我几乎嚎响大哭起来，为什么？皆因为总理对我恩重如山，我对总理的怀念是超过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一切亲人的，我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是长远长远直到终身的。
延河畔赠言
1944年我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敌后晋察其边区到了延安，在延安鲁艺学习。鲁艺在桥儿沟，那时我的三叔王鹤寿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在党校三部，三叔住的窑洞就在彭真同志那排窑洞的上面一排。星期六或星期日，我常去三叔那里过假日。
有一次我在彭真同志的窑洞前的险畔上玩，见到一位中年女同志从彭真同志的洞那边过来，她脚步悠闲，像是边走边等什么人，看见我她停下脚步，用眼睛端详我，在这之前曾看到叔叔、姑姑及成年人都称呼她为邓大姐，于是我按照我从小就被训练出来的如何对长辈排行的知识，叫了一声“超姑姑”。她歪了歪头，笑着重复了“超姑姑”三个字，问我是谁？多少岁？在哪里学习？我一一告诉了她，她说：“噢！是的，是的，真是很像你叔叔。”我问她：“你在干什么呀？”（在我们那个年代19岁还是懂事很少的孩子，而我又特别不懂事，竟问了一连串像这样不得体的问题）她说：“我在上党校学习。”我问：“在党校尽学什么呀？”她说：“学路线呀……什么的。”我说：“路线还不好学？看看地图，再不就找个向导带着走一次就认得路线了呗？”邓颖超同志哈哈大笑，这时周副主席从彭真同志窑洞那个方向走过来，邓向他介绍我说：“恩来，快来看，王鹤寿这个侄女，19岁，从前方刚回来，在鲁艺学习。侄女怎么会这么像叔叔呢，真有意思。”邓又转问我：“你一定是很像你父亲啰！”
周副主席跟我握手，问了我些什么话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19岁，正是学习的年龄，要好好学习！”
1945年，歌剧《白毛女》为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演出了首场。
“七大”是自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以来，第一次集中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以及敌占区的代表和各方面的领导人，为迎接抗战即将胜利和全国即将解放局面的大会，《白毛女》是延安鲁艺专为这次盛会而创作和演出的（现在叫做献礼节目）。首场演出是在5月初党校礼堂的“七大”会址。那天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演这样一个大歌剧的主角--喜儿，从开幕前直到结束，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及其他同志都在前台或幕缝里观察观众的反应。为了鼓励演员们的情绪，第一幕结束剧场休息时，导演们来后台对大家说：“毛主席来了！周副主席来了！还有……还有……会场座无虚席，连陈赓旅长都是站在门口看的。”“第一幕很成功，所有的人都拿着手绢擦眼泪。”导演们特别嘱咐我几句，叫我别紧张。其实那天我没有工夫紧张。我初学乍练，脑子里想的都是戏里的台词、潜台词、内心动作、外部动作、导演排练的要求等。
那时的延安，演完戏不兴演员谢幕，也不兴首长上台和演员一同照相留念的，整个戏演完之后，很多代表都拥到化妆间来看望演员。所谓化妆间，只不过是在礼堂外接出来的一间小房子，来看望我们的人大部分都在门外和窗外。那天，我精神过于集中，六幕演下来很累很累，脑袋疼得快裂了，我本不认得几位首长，加上那时不懂礼貌，没大没小的，我只顾自已卸妆，没有理会都是谁在那里说话，只听得有人回：“这小姑娘是哪里来的？怎么以前没见过？”刘澜涛同志（这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位首长，我认得他）回答：“这可是我们晋察冀的小姑娘啊！有人说：“她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哟！”罗瑞卿同志说：“喂，同志啊，不要对小孩子这样说话。”罗瑞卿同志转过脸来对我说：“王昆，今后可不能骄做哟！”有人说：“你们的戏让我们从头哭到尾，连叶剑英这行伍出身的同志也哭了。
他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哇！’”记得人们各自走了之后，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还没有走的意思，他们在那里议论着，邓说：“恩来，你发现了没有，这孩子化起妆来，多么像张瑞芳呀！”周副主席说：“是像，特别是嗓音很像瑞芳。”那时，我不知道张瑞芳是谁，我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从那时我才知道大后方有个名演员叫张瑞芳。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准备随艾青同志带领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前方去之前，有一次从桥儿沟鲁艺搭周副主席的汽车到中央组织部三叔那里去（那时候见总理或者搭一下他的车是比较平常的事），当时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坐的是一部工具卡车（大概在延安也是仅有的一部或两部吧），我站在卡车后面的车槽里，这是我第一次乘汽车，觉得心里美得不行。车经过了飞机场，顺着延河拐了弯，到了党校三部的对面，我该下车过延河去了，车为我停下来，周副主席夫妇二人也下了车，和我在延河边散了段步，记得那次周副主席和我说了很多话。周副主席很关心演员们的生活，问我：“你一个晚上唱《白毛女》这样大的歌剧，嗓子累不累？有没有保护措施？”我说：“组织上每演一场发给两个生鸡蛋。”周副主席问：“不演时有没有？”我说：“没有。”周副主席问：“其他演员有没有？”我说：“林白和我一同演白毛女，她演的时候她就有，我没有；我演时她没有，其他演员一律没有。”我记得周副主席叹了ロ气说了一句：“哦！一一我们现在还很困难啊！”那次周副主席还问到《白毛女》排练创作的情况，叫我转告大家：这个戏表现了广大劳苦农民的命运和反抗，因此感人至深。希望你们再加工修改。他还说：“革命形势很快就改变了，你们文艺工作者将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有更重要更繁重的任务在等着你们，你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吧？讲话的核心就是文艺为人民，你是唱歌的啰！你要记住为人民歌唱。”“为人民歌唱”这几个字，在我以后几十年的歌唱生涯中，不论是在我国农村土台子上，或在外国金碧辉煌的大舞台上，不论是在前线医院紧湊在伤病员的耳边歌唱，或为某国总统在国宴上歌唱，都是这几个大字在鼓励着我，鞭策着我。
“不要让我们再也认不出你哟”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结束了战地生活，从农村走向城市，文艺队伍也要从文工团走向专业剧团，去占领新中国广大城市剧场这块重要的文艺阵地。
我是13岁参加革命队伍的，1939年14岁时由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领导人选调到团里，在合唱队边学习边工作，1944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那时除向民间艺人学些民歌、戏曲之外，学院没有开音乐基本课，也没有声乐课。《白毛女》从1945年演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期间，从张家口演到华北冀中平原，全国解放后，从北京演到苏联及东欧，我工作一直很忙，没有脱产学习过。1954年我国向苏联聘请了一批专家，中央音乐学院请了苏联声乐专家来教学，我当时便考虑是否应该请求进学院学习几年，那时思想一直处于矛盾中。在几年来的“洋嗓子”和“土嗓子”之争中，我当然被划为“土嗓子”之列。我的唱法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我是知道的，刚入城时，我上台独唱，也不知道是因为对像我这种“土嗓子”唱法观众感到新鲜呢，还是那时的观众特别热情。记得我唱《王二嫂过年》、《南泥湾》等歌曲时，唱一句一鼓掌，唱一段的间奏时一定会有热烈的掌声。我们国家领导人对民族唱法的重视，我也是深有感触。50年代，出席周总理的国宴有一个固定的名单，文艺界的老舍、曹禺、梅兰芳、程砚秋诸位先生都是在名单之列的，我也有幸经常出席总理的国宴。国宴上，总理常邀我即席清唱民歌，那时没有麦克风，没有乐队伴奏，没有小舞台，当主客和我碰杯时，总理总是很高兴地说声“谢谢你！”
1953年总理在怀仁堂审查赴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的节目，当时代表团中已有的歌唱家是林俊卿、李志曙、郑兴丽、高芝兰、楼乾贵，还有一个唱民族歌的是黄红，总理发现民族唱法的分量太少了，点名要我参加。
早在1951年，我和中国歌剧院的几位演员随苏联第一次访华文化代表团向苏联人民演员哈里玛·娜赛洛娃学习。娜赛洛娃采用的是乌兹别克民族唱法，当时受到中国观众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喜爱。我和她谈起中国的所谓“土唱法”、“洋唱法”问题，她说在苏联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她偷倫地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去那个什么学院去学那个‘洋嗓子’，千万不要重复我走过的弯路。”“在苏联我有千百万观众，我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后来为了学科学的唱法，我上了音乐学院，等我学成回到乌兹别克，我的观众再也不认我了，我丢掉了‘自己’，心里很痛苦，后来我下决心，关起门来，一面打着鼓，一面流着泪练呀！练呀！终于才把‘自己’找回来。中国人民有好几亿，不用多，你如有十分之一的听众也就够了。”这些话更加重了我是否去音乐学院学习的矛盾心情。但是我考虑再三，感到自己在歌唱方面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过去演《白毛女》是凭着爹妈给的一好嗓子，本嗓本色，瞎唱瞎闯闯过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音已显得紧张，我很担心自己的嗓音不能持久，加上有些专家、教授都在断定“土嗓子”不科学，我也很想去寻找一条能把西洋发声方法和民族唱法相结合的路。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请求去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进修声乐，并且被批准了。
临行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总理，总理为我去学习的事，郑重地同我谈过一次话，大概的内容是：“你去学习是好事，但学归学，只能学不能学坏。什么叫好？就是你学完之后，不要让我们再也认不出你来了。而只能让我们觉得你比以前唱得更好了，但还是王昆不是别人。什么叫学坏了？那就是我们在收音机一听，听不清是谁，以为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总理还举了一两位原来民歌唱得不错，后来学了西洋唱法什么也唱不好的老同志为例子，要我引以为戒。
到了天津中央音乐学院，专家对我既感到是“困难户”，又感到有兴趣，他认为我已是一个有名的歌剧演员，并且还是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已近30岁的年龄，又有丈夫、孩子在北京，竟然肯来天津从头上大学，当一名普通的学生，他说我是“英雄”、“了不起”，但他在唱法上那可绝不客气，对我是“否定一切”，要我“彻底改造”，他说我好比从“落后的封建社会”一下子改造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要“革命”，要“拆除所有的旧基础”，“需要经历一段很困难的阶段，要忍受，要去克服它”。于是我也只好在课堂上和别的学生一样，整天练咪咪吗吗，练俄罗斯学派，从拉赫玛尼诺夫的《紫丁香》、《云雀》等小歌练起，中国民歌《康定情歌》、《草原牧歌》也要用这种方法来唱，期中考试、年终考试，苏联专家和中国的教授都为我的主课打“5分”（满分），并且说了很多夸奖的话，而我觉得这样唱“很可笑”，他们都说这是“改造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我却不放心。每当学生洗澡日，我偷偷地在澡堂练练《白毛女》唱段，第一年过去了，还行，唱原来的歌还是原来的模样。两年过去了，我能唱威尔第的《奥赛罗》中的咏叹调了，但唱民歌却使不上劲，吐字不清，唱不成调，每到这时，想起总理的嘱咐，心里非常苦恼。终于我提出了请求，经批准我离开了音乐学院，另找学习门路去了。
从1954年到1962年之间，是我苦苦地寻找“理想的唱法”的七八年，这七八年中，遇到需要唱《白毛女》时就用原来的唱法唱，歌舞晚会上就换一组曲目用“改造过的”方法来唱，两种歌唱方法来回“拉锯”，“不上不下”，“里出外进”，很是痛苦。
1962年12月29日（这时我已调到东方歌舞团工作）在政协礼堂，举行过一次盛大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所谓十一大女高音独唱音乐会，参加的有张权、张利娟、孙家馨、刘淑芳、梁美珍、王玉珍、张越男、苏盛兰、徐有光、仲伟，还有我。
那天，我知道总理要来参加，我曾考虑过，“白毛女”那种唱法，总理已听我唱过多次了，这是我学习后第一次在总理面前独唱，用什么方来唱？是用《白毛女》和陕北民族的唱法？还是用学了欧洲发声法之后的唱法？我想“丑媳妇终要见公婆”，就让总理听一听我学的新唱法吧！那天我唱了维吾尔族歌《解放了的时代》、印度歌《摇篮曲》以及印尼歌《宝贝》。本来我就不相信这样的唱法是属于我的，也明知总理不会承认我这种唱法，所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唱出的声音“忽忽悠悠”、“悬悬乎乎”，唱完之后，出了一身大汗，心里难受极了。
音乐会后有一段联欢舞会，通常总理会邀我跳第一场舞的，可是这天的联欢会快结束了，总理还在跟王玉珍、张权等说说笑笑。我鼓起了勇气，走到总理面前，总理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终于学成这个不土不洋的样子了，你的嗓子本来是很高亢、嘹亮的嘛！关于‘洋嗓子’问题，你们音乐界什么时候才能纠缠得清呢？《宝贝》是刘淑芳的曲目，你唱它做什么？你要走自已的路嘛。”联欢结束后在大厅走廊照相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是和往常一样把我安排在总理的右手，我惭愧得几乎流出眼泪来。这晚对我思想震动很大，我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也别无选择了，我决心把“自己”找回来。
“今晚你的歌声使我回到了延安”
1963年6月初，也就是距政协礼堂独唱会5个月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请通讯员小傅送到了中南海南门国务院，告诉总理6日和7日在苏联展览馆（即现在的北京展览馆）我将在东方歌舞团的晚会中演出独唱节目，请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选其中的一天来看。果然，7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来到剧场，那天我唱的是《夫妻识字》、《南泥湾》、《北风吹》、《扎红头绳》和《秋收》。那时也还没有演出结束后请首长上台和演员一起照相的“制度”，没想到，落幕以后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自己从侧台走到舞台上来，总理满脸兴奋，摇着我的手说：“今天你唱得好，我很高兴。”邓颖超同志也和着总理一起说：“今晚你的歌声使我们回到了延安！”
关于“音墙”问题
196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二十周年，邀请了当年在延安演出《白毛女》的原班人马，在天桥剧场再次上演《白毛女》。7月2日总理到场，根据我的记忆，这是自延安之后总理第一次看我们演的这个戏。他看了之后认为获得很大成功，但对乐队伴奏提了不少意见。
总理的座位被安排在池座的最中间，他对陪同看演出的导演舒强同志说：“我在延安看《白毛女》的时候，王昆的嗓音是很暸亮的，那时剧场也不讲究，连电也没有，也没有“麦克风”、但是唱词句句清楚，怎么今天什么都听不清？”导演解释说：“这个天桥剧场建筑有毛病，前几排愈好的位子音响效果愈不好。”第一幕结束到剧场休息时，总理移到二楼就座，第三幕结束后，总理又上了三楼的紧后一排位置，为的是自己亲自去察看、去听、去判断，找出听不清演员歌唱的原因。那天，总理最后的结论是：“主要原因不是剧场不好，是乐队在演员和观众之间设置了一道‘音墙’。乐队人太多，声音太大，喧宾夺主。”他对指挥黎国荃说:“也可能像你们行家说的，是乐队配器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观众听到演员的唱，歌剧是以演员的唱为主的嘛，听不见唱词，怎么感动人，人家来买票看戏，听不到唱怎么行，这也是群众观点问题。”
周总理日理万机，来看一场戏，三易其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理的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时刻关心着文艺工作的改进、时刻关怀着文艺工作者的成长。
“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
总理最后一次见到东方歌舞团的成员是1974年。舞蹈演员李亚媛是“文化大革命”前不久从舞蹈学校分配来团的演员，那年她被借调去为一个晚会报幕，那天总理陪外宾观看，当他知道李亚媛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之后，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对她十分亲热，总理对她说：“东方歌舞团的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1974年总理完全知道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东方歌舞团已被江青解散，下放军队农场劳动好几年了。1974年总理已染病在身，他完全知道以后再见到东方歌舞团的人已很不容易了，这两句话是他对东方团从1962年至1966年四年业绩的肯定；是对“四人帮”解散东方歌舞团的不平；是对未来东方歌舞团的重大嘱托和希望。
东方歌舞团于1962年1月13日正式成立。
1960年12月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带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去仰光参加缅甸的国庆，同时出席中缅边境条约会议。代表团包括一个人数众多的综合艺术团，其中有电影工作者及战友歌舞团、总政歌舞团、新疆歌舞团和北京舞蹈学校东方班的演员们。
会议期间，总理招待缅甸吴努总理和驻缅各国使节，艺术团除表演中国民族民间歌舞节目之外，还表演了十四个亚洲国家的歌舞节目，反映极为热烈。许多国家把中国艺术家表演他们国家的节目，看成是中国对他们国家的尊重和友好的表示，每演到哪个国家的节目时，他们的使节和代表都来和周总理及中国代表碰杯，说些感谢的话，甚至当场跳起来、唱起来。当晚也有些国家的使节打电报回国，作为一种政治信息向国内首脑报告“你们是没有大使头衔的大使”，这句话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给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褒奖。
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回国的路上，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与当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联络会副主任张致祥进行了研究，在飞机上做了一个决定，成立“东方歌舞团”。一个政府的首脑在飞机上做决定成立一个歌舞团，这是多么不寻常的呀！
总理回国后，亲自主持从几个自治区商调最好的演员。维吾尔族著名舞蹈家阿依吐拉、蒙古族舞蹈家莫德格玛、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和已在北京的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都是这次调来的。
总理为东方歌舞团确立的方针是：“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的、优秀的、健康的、革命的歌舞节目；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的优秀的、健康的、进步的歌舞节目，以增进我国人民和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友谊，并促进文化交流。”建团时有三十多个演职员，团长暂时空缺，后来从广州军区调来了戴碧湘，副团长是田雨，我是艺术委员会主任。
1961年到1962年是大跃进的后期，那个时期人们对于“反右派”仍心有余悸。对于东方歌舞团所演出的节目大多数反映是好的，但也有些人认为不能接受，或冷眼等待我们有朝一日挨整。因此我们遇到拿不准的同题，就直接请示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有一天，两位总理都在场，我们问：“嚓嚓嚓，是古巴民族舞，埃及舞要露出肚皮，非洲舞要大幅度地扭胯，这些舞蹈我们学不学？如果不学，那是人家的典型舞蹈；如果学，国内的人肯定接受不了。”周总理说：“你们对别的国家的艺术应做些调查研究。第一，看看他们有没有具有战斗性的舞蹈；第二，如果没有，再看有没有进步健康的舞蹈，如果都没有，也可以学一些他们国家典型的传统舞蹈，人家的舞蹈是什么样，就跳什么样，非洲舞是扭胯的，这是他们民族的特点，你们给人家改了，就不叫非洲舞了。但在我们国内如何演，也要看情况，你们可以扭得含蓄些。”陈毅副总理操着纯粹的四川话插话说：“噢，我オ不信，我们那么大一个中国，扭两下子肚皮就把中国扭垮了？”总理也哈哈大笑说：“总之，以我为主嘛！以我为主，是以我们国家的需要为主，以对我们外事工作和文化交流是否有利为主。”
有一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了我们学的朝鲜舞蹈《鼓舞》，由于我们服装上衣飘带的花纹和他们原来的不一样，客人向总理提出了意见。为此，总理特地向我们查询：“他们很忌讳民族艺术中掺进洋的东西，是否你们给人家改了？”“为什么会不像，原因出在哪里？”“过去我同你们说过，一定要学好学像，因为这不仅是艺术问题，有时影响了人家民族自尊或习惯，就是政治问题了。”
打倒“四人帮”之后，1977年9月东方歌舞团恢复了原建制，我们以总理最后的嘱咐“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为全团人员的精神支柱。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我们教导的“学好学像”，已深人到东方歌舞几代后来人的心中。
1985年8月20日，我团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为进行国事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演出，那次我们除了表演中国民族歌舞以外，还表演了坦桑尼亚舞蹈（乌卡拉》，当时我坐在总统后排。尼雷尔总统起先以为，在台上有着黑皮肤，浓密的头发，使出浑身解数扭动着胯部的演员，是他们来华的留学生，了解情况后对我们的演员称赞不止，并对陪同观看的主人连连致谢。我回头看见坦桑尼亚的随员们，有的竟笑得抱着肚子从座位上滑下来，坐在地上喘不过气。
每次演出的成功，都使我再次体会到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建立东方歌舞团的远见卓识，进一步体会到总理为东方歌舞团制定的方针的正确。
东方歌卿团恢复建制以来，都是以培养受全国大多数平民百姓和广大干部所喜欢的歌唱、舞蹈及演奏人才为己任。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我国在世界上的朋友增多，东方歌舞团的工作领域更加扩大，东方歌舞团的舞台色彩斑澜，久演不衰。我们所追求的既扎根在民族的土壤，又有鮮明的时代特征的晚会风格，已成为东方歌舞团的特点。东方歌舞团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年年涌现出新的人才，年年出新的作品，因此她始终是我国最受大人民喜爱的文艺团体之一。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啊！我们多么期望您回到世上来再次检阅我们的队伍，再次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看看我们是否按照您的瞩咐，保持了东方歌舞团的光荣。
周总理洁白的骨灰已随着祖国的江河注入了中华大地，那么，就请您委托大地上的人民来评价我们的工作吧！
伟大的政治家浓厚的人情味
总理的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作风是人所共知的。
周巍峙同志长期在文化部做艺术管理工作，从创作、演出到管理和艺术有关的内事外事，甚至包括每年的天安门游行大军等，周总理曾戏称他为“艺术总理”。其中有些重要的事情周总理常常是一竿子管到底的，因此，有时候总理的电话直接打到我们家里来，时间也往往是在深夜。
通常都是周总理的秘书先要通电话，其实秘书来电话已说明是谁来电话了，受话人知道国家总理深夜来电话自然是有重要的事情，没有不全身心在倾听的，但是总理从秘书手里接过电话，还是首先通报一下姓名“我是周恩来呀！”他那亲切的声音，他那平等待人的语调，一下子就使人精神放松，最后他总要说一句：“对不起，深夜打搅你了。
周总理不但对干部平等相待，就连对小孩，只要他老人家当时有这个工夫和小孩们说说话，他都是很认真地对待他们。我的儿子周七月幼年时见总理的机会较多，有一次总理弯下腰来问他：“我知道你姓周，你是小周，我是老周，那么你爸爸是什么周呀？”“噢，你爸爸是大周。老周、大周、小周，我们三个周，五百年前是一家！”
大概是50年代末，有一次周总理和廖承志同志开玩笑。那是在政协礼掌看演出，廖承志同志先到，已坐在中间一排左侧最边上的一个位子，总理后到，从左边通道进场，他的位子在同排的中间，廖承志同志在总理面前像孩子般的淘气，他有意挡住总理，不收起自己的脚，总理将拳头高高举起，貌似用力但却轻轻打在廖承志已摊满座位的大肚子上，廖承志双手接住总理的手，嘴里连说：“投降！投降！”站起身来让总理过去。此情此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曾被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在私生活中保持了如此纯真的童心，保持了如此浓重的人情味而感动。
周总理记人姓名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在文艺界他的朋友很多，不管是哪个时期，哪个剧种的演员、导演、编剧，只要总理见过一面，说过次话，甚至介绍过一次之后，不管相隔多少时间再见到，总理都能准确地说出这个人的姓名、籍贯、何时演过什么戏，以至他的主要社会关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一位青年演员，刚刚向总理介绍自已叫华松如，天津人，总理马上问：“你是华世奎的什么人？”“你祖父还在么？”于是总理反过来向华松如介绍华世奎在清朝是什么官、有什么学位等。中央歌剧院的演员邹德华1950年回国，总理认识她之后，每逢公开场合，总理总要向人介绍：这是原国民政府驻联合国的农业首席代表邹秉文先生的女儿，哪年回来，在哪工作。总理这么富于人情味，又善于做统战工作，不知征服了多少党内党外人士的心。
对演员们的父母情
周总理对干部和政府官员严厉，而对演员、艺术家却非常宽容，对老演员亲切，对年轻的演员也从来不忽略，总是给他们以鼓励和关心，为他们解决问题。
30年代初，有一次总理召集中央直属文艺院团的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在紫光阁开座谈会，直接听取演员们的意见，当有人汇报到芭舞女演员在月经期间为了坚持演出，只好打针吃药强行闭经的时候，总理猛地把头往后一仰，脸上显出很痛苦的表情，喊了一声：“哎--呀！”当时总理的声音和表情我至今历历在耳、历历在目，我也永远忘不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觉得总理像自己的长辈，不是一般的长辈，而是像自己的父母，他那一声“哎呀！”只有父母疼爱自己的儿女的痛楚时，才会从内心中发出来这样的声音。
从那以后，中央文艺团体执行了一条没有成文的“決定”：舞蹈演员和歌唱演员，特别是女主角，演出时遇到经期可照例享受一天假日，不参加演出。当时总理还说过：“如遇到哪个团的领导不执行这个“决定”，演员可以抵制，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
1961年12月29日在政协礼堂，11位女高音独唱音乐会上出现的一幕，也是我终生难忘并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的：张权同志自1957年受到不正的待遇发配哈尔滨后，第一次在总理面前表演，那天张权同志的演唱特别动情，演出很成功。按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态，她还是一个摘掉政治帽子的不可接触者。当她唱到第二首歌时，总理从座位上举着一杯茶，走到台口，双手递给了张权，当时四座为之一震，我顿时感到台上台下的人各有各的思索，有这一杯茶，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张权请求政协工作人员把那个茶杯赠给她作为纪念，使我受到很大的感动。1957年时我曾为文艺界几位有才能的好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不平，有时尽我所能偷偷安慰他们或给他们的子女以帮助，为此，1958年我受过全院范围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同情右派”是我的罪状之一，对这些批评和斗争，我一次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因为我心里总想起总理的那杯茶。
二十年后的《农友歌》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的成功，是因为中国革命历史本身是那么壮丽无比，是因为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词作家、曲作家作出了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是因为《东方红》是周总理亲自领导了包括作词家、作曲家、导演、演员（包括业余演员）在内的3000人努力的结果，我在完成《农友歌》的唱段时，结合湖南语言的特点对原作进行了加工，同时，我的歌唱方法由于先后向林俊卿、王福增、曹静波同志学习、并结合戏曲民歌唱法，锤炼得比校得心成手了，每次演唱这首《农友歌》，我都感到是一种自我享受。毛主席看过《东方红》后特别给了我以称赞。总理在不同的场合几次说过：“王昆是二十年前的白毛女，二十年后的《农友歌》呼！”1964年总理访问亚洲14国归来，在紫光阁接见东方歌舞团部分演员，那天总理用自己的工资请我吃了一顿简单实惠的饭，临別和我们一起合影时，总理还提起《农友歌》，总理说：“王昆你的《农友歌》唱得好」今天我鼓励你，来！这次你坐在中间，我坐在边上。”总理又张均同志和我同坐在中间，并说：“为什么总是我坐中间，演员坐边上，没有这个道理嘛！今天改一改就不行？”我们哪里肯让总理坐边上，可是在总理的坚持下，我们哪里又能够不尊重总理的安排呢？
那天我心中对总理的鼓励充满了感激，没有1961年在政协礼堂总理对我的批评，哪会有今天对我的鼓励呢？总理对演员坦诚相见，见到缺点就批评，有了进步就鼓励，他那坦荡的胸怀和长者风度，又一次使我感到一种父母般的温暖。
最恶寄的矛头指向总理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9年时，我的政治命运被逐步“调级”调得也差不多了。在“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直到“大特务”帽子之后已没有更新更大的了；“反毛洋东思想言论”也已经凑够“100例”了。
上至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元帅、将军，已揪得差不多了。江青、康生他们把罪恶矛头指向总理，批什么“孔老二”、批什么“中国现代大儒”。
忽然一天夜里，团里的一派组织把我叫到一间空房突击“提审”，这次夜审不同往常，在常还要迁回一番，像演戏一样，拿腔拿调，这次几个造反派众口一词，矛头指向很明确，要向总理泼污水，“你对总理有什么想法？”“关于总理，你说过什么不要脸的话？”起先，我还以为写过的材料中有笔误，或许把敬爱的周总理写错一个字？或许誊写材料时由于太疲劳，灯光昏暗，眼底出血，致使抄错了行，出了差错？但这次深夜逼供很特别，造反派气很粗，有恃无恐，竟然对我进行露骨的诱供说：“总理那么关心你，你就对总理没什么想法？”那天我可体会了一次什么叫怒不可遏了，我大声地吼叫：“不许你们污蔑总理”！
我的头脑里像被雷电击中一样，一下子想到不久前曾在一张小报上看到过一条消息：江青点了外交部一个女同志的名，因为江青发现一张集体照片中，这个女同志坐在毛主席身边，于是江青给了她一个罪名：“不要脸。”我一下明白了，又是这个江青在搞鬼，她要借着整我，对总理下毒手，他们把我“押”到一个空房里对我拳打脚踢，我故意大声地回答：“没有”，“不是！”“断然不是！”为的是让有可能在外面听到的人知道他们整总理的黑材料，使用的是何等卑鄙的手段。之后在写书面交待材料中，我有意将他们如何逼供、诱供写清楚，为的是给这些人的罪行留下记录，例如我清清楚楚地写上“你们要我交待对总理有什么想法“，你们要我交待和总理的关系”等，并把这些材料的底稿保存好。后来工宣队进驻东方歌舞团，工宣队中毕竟有些有社会经验的人，他们当然懂得这就是在货真价实地整总理的黑材料，他们当中或许有人出于正义，反对整总理，又或许当时还拿不准，如果整了总理将来究竟是能飞黄腾达，还是落得可耻下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千方百计地夺去了我的底稿。
那个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头头，多次给江青写信发誓说：关于“王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中央领导的指示，一个是您的指示（按：指江青公开宣布‘周巍峙这个人很坏，他是法国特务，王昆也很坏，她可能是香港特务’），一个是总理的讲话，我们是按着您（指江青）的指示办的”，“我绝不做人情大于王法的孔老二”。就是这个造反派头头，“文革”中只是个预备党员，竟做了包括整总理的材料和打砸抢在内的许多坏事，怎能容忍这种人留在党内呢？！
十里长街送总理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地发生的超级浩劫，是人类进入文明历史之后所罕见的。
几个人搞阴谋，可以把在职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彭真、总书记邓小平、三号人物陶铸、大元师彭德怀与贺龙抓起来，下大狱、流放、虐待、置于死地，有的领导人含冤故去。千万个革命几十年的干部，可以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挨打、受辱，株连九族。而一个国家的首脑、政府总理却不能依据法律行使自已的职权。他想保护贺龙元帅，保不了，他想保护艺术家刘开渠，还得赏尽心思来个“迂回战术”。他想解救成千上万被冤任的好干部，却无能为力。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啊！
1968年和1973年，总理两次为我和周巍峙所受的不白之冤进行争辩，他说：“......周巍峙有什么问题？他作了《志愿军战歌》影响很大嘛！至于王昆就更没有问题了，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在延安演了《白毛女》，对革命文艺工作是有贡献的。”两次讲话不但没有使我们得到“解脱”，我们反而受到江青他们变本加厉的迫害。这使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不是一两个人受委屈的问题，而是一场民族大灾难，我们个人已无法向恶势力公开抗争，不论是在“集体所有制的监狱”（造反派私设的监狱）里，还是下放军队农场被“劳改”的时候，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盼望着……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嘴里跟着喊祝江某人身体健康，心里却暗暗地为周总理身体健康祝福。
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暂时离开了那间用木条钉着窗户、并经常在门外上了一把大锁的房子、晩上可以回家了。我们每天希冀着经历十年黑暗的中国，快快“天亮”起来，我们和几十万家庭一样希望骨肉早日团圆，然而听到的是总理的身体有病了，总理病危了……1月8日清晨，我的儿子周八月匆匆地从街上赶回来，他说看见成串的红旗牌汽车进了北京医院。过一会儿收音机里放出了哀乐，啊！天哪！不好了！天塌下来了！我穿上大衣奔到街上，我已不记得怎样走过去的，只记得那天的风特别凛冽，只记得我面前的马路一忽儿往左倾斜，一忽儿往右倾斜，路旁的积雪一忽儿是白的，一忽儿是黑的，泪珠如雨打在胸口，胸襟冻成了一块硬板，我站在北京医院住院处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踌躇，我知道总理就在眼前那个房子里，但他再也不会招手让我走到他跟前说话了，我的心好疼好疼啊！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么叫肝胆欲裂，我向北京医院门口三鞠躬，忍不住嚎啕大哭，身体失去控制跪在了地上，把脸埋在双手里，不记得过了多久，一个女民兵过来把我抓起来，带到一个房里盘问，直到她给我团“执政”的造反派打过电话，证明了我的身份之后，オ令我回团向造反派报到。噢！我明白了，黑帮是连向总理致哀的权利都没有的。
此事已过去十六年了，十六年中我常常幻想，当年抓我的女民兵，也许会有一天突然来找我，向我解释当年她的行为只是在执行任务或者是受了蒙蔽，如果她说自那以后她觉悟到当初不应禁止我哀悼这一伟大的人，那么，我就可以成为她的好朋友了。
我们扎了花圈，不敢写真名，只写上了“周月（大儿子周七月因受江青、康生迫害，被判十三年冤狱）及全家人”，晚上全家步行送至天安门广场。
总理到八宝山那一天，我豁出再挨一次斗，也要最后去送一送老人家。我步行到南河沿路口，千百万为总理送行的人早已站满了东西长安街，总理灵车过时，我跪在一片嚎哭的人们中间，我为我们多难的祖国和人民失去一位可贵的领导而痛哭，为我们这些尚在“四人帮”的魔掌中忍受厄运的数万干部和家庭，失去了总理这一臂的帮助因而断掉了一线希望而痛哭。我的眼泪、我的心泪、滴血的泪，在十里长街上酒尽了。
十六年过去了，我再没有哭过，母亲去世，我很难过，却没有掉过眼泪。
我们的好总理呀！你在世时，对国家有大功大劳；您的去世，唤醒了人们，人们呼着你的名字打倒了“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犹闻总理击节声
1955年国庆节招待会是在北京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的，那时我正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国庆节放假回到北京，那天我也参加了招待会。
席间，周总理的秘书走到我的座席这边来说：“总理请你过来下。”我立刻起身走到总理的身边，看见田华已在那里了．总理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田华，引我们到他同桌的一位女宾旁边。记得总理说：“这是日本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先生，她们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已在日本演出了。”周总理向松山女土介绍了我们两人，并对松山先生说：
“你已走在我们前边了，我们的艺术家应该向你们学习。”然后总理转身对着所有参加宴会的人说：“同志们，朋友们，现在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事，请允许我首先向大家介绍：这里有三位白毛女，这位是在延安第一个扮演歌剧《白毛女》的王昆同志，这位是电影中的“白毛女”田华同志，这位日本朋友是跳芭資舞的“白毛女”松山树子先生，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松山芭蕾舞团已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在日本上演了。”整个大厅响起了掌声，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新闻记者从别的座席上匆匆地举着摄像机向我们这里移动。我看见松山先生很激动，当总理和我们三人一起照相时，总理坚持要站在旁边的位置，他说：“你们三个白毛女”不能分开！”
总理很称赞松山芭蕾舞团以古典芭蕾舞的形式来表现现实题材的勇气，同时也称赞松山先生在日本的社会制度下敢于上演中国革命题材的勇气。
松山树子女士1955年来中国，是克服了许多困难才成行的。当时日本国内还处于“只要谁一提到中国，人们就会对他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松山不能在日本领到访问中国的签证，她是从赫尔辛基转道而来的，松山先生没有钱，卖掉了她丈夫清水先生的祖产－800平方米土地，才凑够单程路费。清水先生在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中曾说：“周总理从松山首次访问北京那天起，就理解我们，使我们和中国建立了三十多年之久的关系。”“他是那样一位以诚相待、能理解人和帮助人的领导人。”
从1955年至今已三十八年了，中国和日本政府之间恢复了邦交，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年复一年地发展，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和平环境，每每回忆起1955年国庆招待会上总理“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情景，我都衷心地敬佩总理的高瞻远瞩，并为我们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总理而自豪。
1958年3月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来华演出《白毛女》，为了她们的演出，我们中央歌剧院停下了歌剧《白毛女》的公演，把天桥剧场让出来。她们很想看看歌剧《白毛女》，我们选择了一晚在她们演过芭蕾舞《白毛女》观众退场之后，突击装台、化装、为该团演了歌剧《白毛女》第一幕。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心甘情愿地加班加时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总理邀请她们回娘家来探亲的。那天演完之后，日本朋友几乎个个都用手遮着哭肿了的眼睛跑上舞台和我们拥抱，树子的热泪流到了我的腮上，我们被此都知道我们是心连心的异国姐妹，是周总理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同台人1977年5月我随天津歌舞团到日本访问演出，6月21日到松山芭蕾舞团做客，树子和清水先生及全体团员在宽绰明净的大厅里接待了我们全体。
我和树子是自1962年北京相会后的第一次重途，虽然时隔已一十又五年了，但好像是在昨日，这时我被“四人帮”陆续关押十年之后刚被解放出来不久，不知是为什么，那次我不住地暗自拭泪，总觉得总理也许过一会就会来和我们共享团聚的欢乐。这年树子也已是谢绝表演生活从事教学多年了，那天她竟然又重登足尖鞋，穿上松山芭蕾舞团第二代“喜儿”森下洋子（树子的儿媳妇）的服装，跳了一段《北风吹》，我也亮起喉咙为她作了伴唱。
回到旅馆后，我竟用从来没写过诗的笔写了一首诗《赠松山先生》。诗前并附有这样一段引语：“1977年随天津歌舞团访问日本，6月17日拜会松山芭蕾舞团，松山先生舞《北风吹，雪花飘》一段，我为之伴唱，忽忆当年周恩来总理介绍先生情景，不禁感慨系之，因以成句，书奉松山先生：
五五（注一）北京初识君，总理牵手且叮咛；
三个喜儿传佳话，异国姐妹同台人。
七七（注二）东京杜鹃红，鬓丝几终又重逢；
君舞雪花我伴唱，犹闻总理击节声
周总理逝世时，松山树子先生曾说：“对于松山芭蕾舞团来说，总理是慈父般的人物”，“周总理是懂得音乐和舞蹈的艺术家，也可以说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了一位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我和树子有同感。
敬爱的周总理！你走了已十六年了，但你在我们的心里一刻也不曾离开过！我们常常梦见你，常常，常常......
（注一：指1955年；注二：指197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