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我刚从敌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时，三叔王鹤寿就经常带我去中央军委驻地王家坪胡耀邦家中看望。那时，正是延安整风运动结束不久，中共七大召开前タ，三叔是中共中央做干部工作的，胡耀邦是军委做干部工作的，和他们要好的还有陶铸叔叔，我称耀邦为小叔叔。那时我才19岁。他们大人之间常说些什么，我听不懂，也没有兴趣，但我知道他们关系很好，很亲密。
抗战胜利后，我们都离开了延安。耀邦叔叔领过兵，在地方工作过，后来进京主持共青团中央工作。我在文艺界，见面机会不多。关于耀邦叔叔的美谈，我听到过很多，心中充满对他的尊敬。1953年，耀邦叔叔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我是其中文工团的团员。在同志们面前我从不称耀邦为小叔叔、以免别人觉得我“特殊化”。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忽然变成一盆有960万平方公里大的显影液，每一个人都被分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红的、绿的、黑的、白的、中间色的、复合色的、不停地变着色的以及用肉眼看不见颜色的，等等。但有人却自始至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浸泡”了十年、不但自已色泽鲜明不变，也给别人以感染和力量，耀邦叔叔就是这样的人。
1970年，我随东方歌舞团到张家口地区的部队农场劳动。1973年请假回京看病，造反派对我的看管松了些。“反革命”的帽子当然依旧戴着，但晚上可以回家住。这时耀邦叔叔也在北京，没有班可上，“靠边站”。我和老伴儿常常去他家里看望。
平日耀邦叔叔总是在家看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做笔记，精神很集中。见我们去了，就放下书，向我们问长问短，给我们以宽慰、同我们谈心，谈学习，谈读书，谈今论古，谈实事求是，谈革命经验，谈历史的必然轨迹，谈人民终究会胜利……一切都说透了，一切都没说破。他也谈自己，说共青团中央有人要他承认这承认那，他认为不是事实就不能同意，即使不能做政治结论也不怕。他说：“等着就是了，有时间可以多读书。”他虽然身处逆境，但胸怀坦荡，神情自若。
我从小就在革命队伍中，半辈子了只是想如何唱好歌，如何演好戏。凭着自己多年受革命教育及前辈们品质的感召去“感觉”事物的善恶和曲直。“文化大革命”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间题。面对这样的道德大倒退，文化大毁灭，法制大破坏，对革命历史肆意歪曲和对我心目中所尊敬的学者、老艺术家、革命干部的残酷斗争以及对我个人（我当时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冲击和侮辱，我曾迷惑过、失望过，甚至几次想走上自我解脱之路。但多年来所受的教育又告诉我，不能这样做，这也会被“造反派”污蔑为“自绝于人民”、“不光彩”，因此只能忍受着、等待着。与耀邦叔叔的每一次交谈，心里都会亮堂许多，明白许多，对国家民族的信心就坚定许多。那时的富强胡同六号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那里使我开扩胸怀，增加见识。
我也看到一些正在挨整的老同志或者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反革命”的家属去看望他。这些昔日的革命功臣和家属到那里诉诉苦，谈谈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情况，耀邦叔叔总给他们安慰和信心。有时耀邦叔叔在另外一间房子里和朋友谈话，等在客厅里的人会转弯抹角地骂江青，骂得既隐蔽又坦率，简直妙不可言。我感到那时的富强胡同好像是一个“精神解放区”。
三叔王鹤寿从1968年被“监护”在北京卫成区，1973年以后才允许家属去探监。三婶在“文革”中去世，我按期带堂妹堂弟去探望。那时很多老朋友已自身难保，不便间及三叔的事，也有人唯恐避之不及。耀邦叔叔竟然亲手写过一封信，让我在“探监”时带给三叔，大意是：有些老同志（指陈云同志等）都了解你，问题总会解决的，应该有信心。现在正可利用时间抓紧读书，搞好身体。信不长，字里行间充满了同志之情，朋友之情。这封信我视为珍贵的纪念品，一直小心保存着。每次探监时，因为怕有监听，我把外边的消息提前写成纸条，自己带进去给三叔看。凡是提到耀邦叔叔如何如何时，都用“小叔叔”为代号。
1975年，邓小平同志回到中央主持工作。国家开始有了希望。小平同志任命耀邦同志为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并委托他起草科学工作《汇报提钢》。那时他有冒病，但仍和一些同志日夜加班干，为此体重减了9市斤。
邦叔叔对我们的处境非常关心。他建议我写信给周总理要求工作，有了工作，自然也就等于平反了。我对他谈了江青对我的残酷追害，特别当我向他诉说江青企图假我之手对周总理进行卑部陷害的经过后，他愤怒之极，建议我给小平同志写信。他说他不好转信，但对如何将信妥善地转给小平同志替我们想了一些办法。
信转到小平同志手里了，他让吴庆形同志打印并发给国务院领导同志，还没来得及讨论，风云突变，周总理逝世，小平同志再次受到迫害。江青得知我给小平同志写信，竟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我是“反革命”。吴庆形同志也因印发了我的信受到“四人帮”的严厉批评。
我最后一次去富强胡同是去订“攻守同盟”的。我把李昭阿姨从北屋单独请到东屋，当面把耀邦叔叔给三叔的信焚烧在烟碟里。又去对耀邦叔叔说：“请你放心，无论受到任何威通，我都不会交待任何实质问题。”耀邦叔叔很坦然地嘱咐我说：“完全不说也是不行的。就按报纸上定的大帽子说，无关紧要。”
果然，不久耀邦叔叔又被隔离了。我也被锁进单人房间。四人帮的爪牙们声嘶力竭地叫：“你和胡耀邦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句话倒是对的。当时我真没想到邓小平同志已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并代表中国出席过联合国大会，那个江青也差一点被毛主席赶出中央政治局，怎么局势竟然还会有如此之反复！
1976年夏、秋，“四人帮”最后疯狂挣扎的那一段时间真是难捱啊！我升为江青手中的“钦犯”了，江青直接指挥着整我的“专案组”，集中追查我写信给邓小平的“黑后台”和转信的“黑线”。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为胡耀邦加罪。
“文革”以来我几次住过单人隔离房间，唯有这次感到心里很“充实”，过得很“快乐”。因为这次我变成主动的一方了。过去总是别人揭发我的“反动言论”，还要我为别人“作证”，我又不会撒谎，滋味实在痛苦。这次我变成有经验的“运动员”了。有一位亲戚曾教给我：“对这帮人就是要睁着眼睛说瞎话，管它信不信。”“四人帮”的爪牙们对我威通不成，几乎是在“求”我作出交代，我只说：信是我自己写的，胡耀邦根本不知道、信交给一位在街上碰到的早在延安就认识的一位老同志了，她叫什么？忘了！住在哪里？没有问！
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国家开始走上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之路。耀邦叔叔身负重任，他在做千万人急迫关注着的大事情，很忙，很忙。我们很少再有时间像过去那样在一起谈心了，我只在心里更加敬重他。1984年在钓鱼台为西哈努克亲王祝寿的宴会上是我最后一次和他在一起，陪他观看东方歌舞团的节目。
1989年春天小叔叔走了，我和老伴儿三次去他家祭悼。
到长安街为他送行时，天正下着蒙蒙细雨……
1998年4月15日
